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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犁：保定舊事 我的家鄉，距離保定，有一百八十里路。我跟隨父親在安國縣，這樣就縮短了六十里路。去保定上學，總是雇單套騾車，三個或兩個同學，合雇一輛。車是前一天定好，剛過半夜，車夫就來打門了。他們一般是很守信用，絕不會誤了客人行程的。于是抱行李上車。在路上，如果你高興，車夫可以給你講故事；如果你困了，要睡覺，他便停止，也坐在車前沿，抱著鞭子睡起來。這種旅行，雖在深夜，也不會迷失路途。因為學生們開學，路上的車，連成了一條長龍。牲口也是熟路，前邊停下，它也停下；前邊走了，它也跟著走起來，這樣一直走到唐河渡口，天也就天亮了。如果是春冬天，在渡口也不會耽擱多久。車從草橋上過去，橋頭上站著一個人，一邊和車夫們開著玩笑，一邊敲訛著學生們的過路錢。 中午，在溫仁或是南大冉打尖。一進街口，便有望不到頭的各式各樣的笊籬，掛在大街兩旁的店門口。店伙們站在門口，喊叫著，招呼著，甚至攔截著，請車輛到他的店中去。 但是，這不會釀成很大的混亂，也不會因為爭奪生意，互相吵鬧起來。因為店伙們和車夫們都心中有數，誰是哪家的主顧，這是一生一世，也不會輕易忘情和發生變異的。 一進要停車打尖的村口，車夫們便都神氣起來。那種神氣是沒法形容的，只有用他們的行話，才能說明萬一。這就是那句社會上公認的成語：“車喝兒進店，給個知縣也不干！” 確實如此，車夫把車喝住，把鞭子往車卒上一插，便什么也不管，徑到柜房，洗臉，喝茶，吃飯去了。一切由店伙代勞。酒飯錢，牲口草料錢，自然是從乘客的飯錢中代付了。 牲口、人吃飽了，喝足了，連知縣都不想干的車夫們，一個個喝得醉醺醺的，蜂擁著從柜房出來，催客人上路。其實，客人們早就等急了，天也不早了。這時，人歡馬騰，一輛輛車趕得要飛起來，車夫坐在車上，笑嘻嘻地回頭對客人說： “先生，著什么急？這是去上學，又不是回家，有媳婦等著你！” “你該著急呀，”一些年歲大的客人說，“保定府，你有相好的吧！” “那誤不了，上燈以前趕到就行！”車夫笑著說。 一進校門，便是黃卷青燈的生活。 這是一所私立中學，設在西關外一條南北街上。這是一條很荒涼的小街道，但莊嚴地坐落著一所大學和兩所中等學校。此外就只有幾家小飯鋪，三兩處糖攤。 整個保定的街道，都是坑坑洼洼，塵土飛揚的。那時誰也沒想過，這個府城為什么這樣荒涼，這樣破舊，這樣蕭條。 也沒有誰想到去建設它，或是把它修整修整。誰也沒有去注意這個城市的市政機關設在哪里，也看不到一個清掃街道的工人。 從學校進城去，還有一條斜著通到西門的坎坷的土馬路，走過一座賣包子和罩火燒的小樓，便是護城河的石橋。秋冬風沙大，接近城門時，從門洞刮出的風又冷又烈，就得側著身子或背著身子走。在轉身的一剎那，常常會看到，在城門一邊的墻上，掛著一個小木籠，這就是在那個年代，視為平常的，被灰塵蒙蓋了的，血肉模糊的示眾的首級。 經常有些雜牌軍隊，在西關火車站駐防。星期天，在石橋旁邊那家澡塘里，可以看到好多軍人洗澡。在馬路上，三兩成群的外出士兵，一般都不攜帶槍支，而是把寬厚的皮帶握在手里。黃昏的時候，常常有全副武裝的一小隊人，匆匆忙忙在街上沖過，最前邊的一個人，抱著靈牌一樣的紙糊大令。城門上懸掛的物件，就全是他們的作品。 如果遇到什么特別重要的人物來了，比如當時的張學良，則臨時戒嚴，街上行人，一律面向墻壁，背后排列著也是面向墻壁的持槍士兵。 這個城市，就靠幾所學校維持著，成為中國北方除北平以外著名的文化古城。 如果不是星期天，城里那條最主要的街道——西大街上，是很少行人的。兩旁店鋪的門，有的虛掩著，有的干脆就關閉。有名的市場“馬號”里，游人也是寥寥無幾。這個市場，高高低低，非常陰暗。各個小鋪子里的店員們，呆呆地站在柜台旁邊，有的就靠著柜台睡著了。 只有南門外大街上，幾家小鐵器鋪里，傳出叮叮當當的響聲；另外，從西關水磨那里，傳來嘩嘩的流水聲。此外，這就是一座灰色的，沒有聲音的，城南那座曹琨花園，也沒有幾個游人的，窒息了的城市。 那時候，只是一家單純的富農，還不能供給一個中學生； 一家普通地主，不能供給一個大學生。必須都兼有商業資本或其他收入。這樣，在很長時間里，文化和剝削，發生著不可分割的關聯。 這所私立的中學，一個學生一年要交三十六元的學費（買書在外）。那時，農民出售三十斤一斗的小麥，也不過收入一元多錢。 這所中學，不只在保定，在整個華北也是有名的。它不惜重金，禮聘有名望的教員，它的畢業生，成為天津北洋大學錄取新生的一個主要來源。同時，不惜工本，培養運動員。 北平師范大學體育系，每期差不多由官包辦了。它是在籃球場上，一度成為舞台上的梅蘭芳那樣的明星，王玉增的母校。 它也是那些從它這里培養，去法國勤工儉學，歸來后成為一代著名人物的人們的母校。 當我進校的時候，它還附設著一個鐵工廠，又和化學教員合辦了一個制革廠，都沒有什么生意，學生也不到那里去勞動，勤工儉學，已經名存實亡了。 學校從操場的西南角，劃出一片地方，臨著街蓋了一排教室，辦了一所平民學校。 在我上高二的時候，我有一個要好的同班生，被學校任命為平民學校的校長。他見我經常在校刊上發表小說，就約我去教女高小二年級的國文。 被教育了這么些年，一旦要去教育別人，確是很新鮮的事。聽到上課的鈴聲，抱著書本和教具，從教員預備室里出來，嚴肅認真地走進教室。教室很小，學生也不多，只有五、六個人。她們肅靜地站立起來，認真地行著禮。 平民學校的對門，就是保定第二師范。在那灰色的大圍墻里面，它的學生們，正在進行實驗蘇維埃的紅色革命。國家民族處在生死存亡危急的關頭，“九·一八”、“一·二八”事變，在學生平靜的讀書生活里，像投下兩顆炸彈，許多重大迫切的問題，涌到青年們的眼前，要求每個人作出解答。 我寫了韓國志士謀求獨立的劇本，給學生們講了法國和波蘭的愛國小說，后來又講了十月革命的短篇作品。 班長王淑，坐在最前排中間位置上。每當我進來，她喊著口令，聲音沉穩而略帶沙啞。她身材矮小，面孔很白，眼睛在她那小而有些下尖的臉盤上，顯得特別的黑和特別的大。 油黑的短頭發，分下來緊緊貼在兩鬢上。嘴很小，下唇豐厚，說話的時候，總帶著輕微的笑。 她非常聰明，各門功課都是出類拔萃的，大楷和繪畫，我是望塵莫及的。她的作文，緊緊吻合著時代，以及我教課的思想和感情。有說不完的意思，她就寫很長的信，寄到我的學校，和我討論，要我解答。 我們的校長，曾經跟隨過孫中山先生，后來，有人說他成了國家主義派，專門辦教育了。他住在學校第二層院的正房里。學校原是由一座舊廟改建的，他所住的，就是廟宇的正殿。他是道貌岸然的，長年袍褂不離身。很少看見他和人談笑，卻常常看到他在那小小的庭院里散步，也只是限于他門前那一點點地方。一九二七年以后，每次周會，能在大飯堂聽到他的清楚簡短的講話。 訓育主任的辦公室，設在學生出入必須經過的走廊里。他坐在辦公桌上，就可以對出入學校大門的人，一覽無余。他覺得這還不夠，幾乎無時不在那一丈多長的走廊中間，來回踱步。師道尊嚴，尤其是訓育主任，左規右矩，走路都要給學生做出楷模。他高個子，西服革履，一臉殺氣——據說曾當過連長，眼睛平直前望，一步邁出去，那種慢勁和造作勁，和仙鶴完全一樣。 他的辦公室的對面，是學生信架，每天下午課后，學生們到這里來，看有沒有自己的信件。有一天，訓育主任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用簡短客氣的話語，免去了我在平校的教職。顯然是王淑的信出了毛病。 我的講室，在面對操場的那座二層樓上。每次課間休息，我們都到走廊上，看操場上的學生們玩球。平校的小小院落，看得很清楚。隨著下課鈴響，我看見王淑站在她的課堂門前的台階上，用憂郁的、大膽的、厚意深情的目光，投向我們的大樓之上。如果是下午，陽光直射在她的身上。她不顧同學們從她身邊跑進跑出，直到上課的鈴聲響完，她才最后一個轉身進入教室。 我從農村來，當時不太了解王淑的家庭生活。后來我才知道，這叫做城市貧民。她的祖先，不知在一種什么境遇下，在這個城市住了下來，目前生活是很窮困的了。她的母親，只能把她押在那變化無常的，難以捉摸的，生活或者叫做命運的棋盤上。 城市貧民和農村的貧農不一樣。城市貧民，如果他的祖先闊氣過，那就要照顧生活的體面。特別是一個女孩子，她在家里可以吃不飽，但出門之時，就要有一件像樣的衣服穿在身上。如果在冬天，就還要有一條寬大漂亮的毛線圍巾，披在肩頭。 當她因為眼病，住了西關思羅醫院的時候，我又知道她家是教民，這當然也是為了得到生活上的救濟。我到醫院去看望了她，她用紗布包裹著雙眼，像捉迷藏一樣。她母親看見我，就到外邊買東西去了。在那間小房子里，王淑對我說了情意深長的話。醫院的人來叫她去換藥，我也告辭，她走到醫院大樓的門口，回過身來，背靠著墻，向我的方位站了一會。 這座醫院，是一座外國人辦的醫院，它有一帶大圍墻，圍墻以內就成了殖民地。我順著圍墻往外走，經過一片楊樹林。 有一個小教民，背著柴筐從對面走來，向我舉起拳頭示威。是怕我和他爭奪秋天的敗枝落葉呢？還是意識到主子是外國人，自己也高人一等？ 王淑和我年歲相差不多，她竟把我當作師長，在茫茫的人生原野上，希望我能指引給她一條正確的路。我很慚愧，我不是先知先覺，我很平庸，不能引導別人，自己也正在苦惱地從書本和實踐中探索。訓育主任，想叫學生循著他所規定的，像操場上田徑比賽時，用白粉劃定的跑道前進，這也是不可能的。時代和生活的波濤，不斷起伏。在抗日大浪潮的推動下，我離開了保定，到了距離她很遠的地方。 我不知道，生活(www.lz13.cn)把王淑推到了什么地方，我想她現在一定生活得很幸福。 那種苦雨愁城，枯柳敗路的印象，很自然地一掃而光。 1977年3月 孫犁作品_孫犁散文 孫犁：父親的記憶 孫犁：童年漫憶分頁：123
賈平凹：喝酒 我在城里工作后，父親便沒有來過，他從學校退休在家，一直照管著我的小女兒。從來我的作品沒有給他寄過，姨前年來，問我是不是寫過一個中篇，說父親聽別人說過，曾去縣上幾個書店、郵局跑了半天去買，但沒有買到。我聽了很傷感，以后寫了東西，就寄他一份，他每每又寄還給我，上邊用筆批了密密麻麻的字。給我的信上說，他很想來一趟，因為小女兒已經滿地跑了，害怕離我們太久，將來會生疏的。但是，一年過去了，他卻未來，只是每一月寄一張小女兒的照片，叮嚀好好寫作，說："你正是干事的時候，就努力干吧，農民揚場趁風也要多揚幾锨呢！但聽說你喝酒厲害，這毛病要不得，我知道這全是我沒給你樹個好樣子，我現在也不喝酒了。"接到信，我十分羞愧，便發誓再也不去喝酒，回信讓他和小女兒一定來城里住，好好孝順他老人家一些日子。 但是，沒過多久，我惹出一些事來，我的作品在報刊上引起了爭論。爭論本是正常的事，復雜的社會上卻有了不正常的看法，隨即發展到作品之外的一些鬧哄哄的什么風聲雨聲都有。我很苦惱，也更膽怯，像鄉下人擔了雞蛋進城，人窩里前防后擋，惟恐被撞翻了擔子。茫然中，便覺得不該讓父親來，但是，還未等我再回信，在一個雨天他卻抱著孩子搭車來了。 老人顯得很瘦，那雙曾患過白內障的眼睛，越發比先前滯呆。一見面，我有點慌恐，他看了看我，就放下小女兒，指著我讓叫爸爸。小女兒斜頭看我，怯怯地剛走到我面前，突然轉身又撲到父親的懷里，父親就笑了，說："你瞧瞧，她真生疏了，我能不來嗎？" 父親住下了，我們睡在西邊房子，他睡在東邊房子。小女兒慢慢和我們親熱起來。但夜里卻還是要父親摟著去睡。我叮嚀愛人，把什么也不要告訴父親，一下班回來，就笑著和他說話，他也很高興，總是說著小女兒的可愛，逗著小女兒做好多本事給我們看。一到晚上，家里來人很多，都來談社會上的風言風語，談報刊上連續發表批評我的文章，我就關了西邊門，讓他們小聲點，父親一進來，我們就住了口。可我心里畢竟是亂的，雖然總笑著臉和父親說話，小女兒有些吵鬧了，就忍不住斥責，又常常動手去打屁股。這時候，父親就過來抱了孩子，說孩子太嫩，怎么能打，越打越會生分，哄著到東邊房子去了。我獨自坐一會兒，覺得自己不對，又不想給父親解釋，便過去看他們。一推門，父親在那里悄悄流淚，趕忙裝著眼花了，揉了揉，和我說話，我心里愈發難受了。 從此，我下班回來，父親就讓我和小女兒多玩一玩，說再過一些日子，他和孩子就該回去了。但是，夜里來的人很多，人一來，他就又抱了孩子到東邊房子去了。這個星期天，一早起來，父親就寫了一個條子貼在門上："今日人不在家"，要一家人到郊外的田野里去逛逛。到了田野，他拉著小女兒跑，讓叫我們爸爸，媽媽。后來，他說去給孩子買些糖果，就到遠遠的商店去了。好長的時候，他回來了，腰里鼓囊囊的，先掏出一包糖來，給了小女兒一把，剩下的交給我愛人，讓她們到一邊去玩。又讓我坐下，在懷里掏著，是一瓶酒，還有一包醬羊肉。我很納悶：父親早已不喝酒了，又反對我喝酒，現在卻怎么買了酒來？他使勁用牙啟開了瓶蓋，說："平兒，我們喝些酒吧，我有話要給你說呢。你一直在瞞著我，但我什么都知道了。我原本是不這么快來的，可我聽人說你犯了錯誤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況，怕你沒有經過事，才來看看你。報紙上的文章，我前天在街上的報欄里看到了，我覺得那沒有多大的事。你太順利了，不來幾次挫折，你不會有大出息呢！當然，沒事咱不尋事，出了事但不要怕事，別人怎么說，你心里要有個主見。人生是三節四節過的，哪能一直走平路？搞你們這行事，你才踏上步，你要安心當一生的事兒干了，就不要被一時的得所迷惑，也不要被一時的失所迷惘。這就是我給你說的，今日喝喝酒，把那些煩悶都解了去吧。來，你喝喝，我也要喝的。" 他先喝了一口，立即臉色通紅，皮肉抽(www.lz13.cn)搐著，終于咽下了，嘴便張開往外哈著氣。那不能喝酒卻硬要喝的表情，使我手顫著接不住他遞過來的酒瓶，眼淚刷刷地流下來了。 喝了半瓶酒，然后一家人在田野里盡情地玩著，一直到天黑才回去。父親又住了幾天，他帶著小女兒便回鄉下去了。但那半瓶酒，我再沒有喝，放在書桌上，常常看著它，從此再沒有了什么煩悶，也沒有從此沉淪下去。 1983年 賈平凹作品_賈平凹散文集 賈平凹：好讀書 賈平凹：夏河的早晨分頁：123
張承志：波斯的禮物 １ 關于豐富神秘的波斯文獻，還是在學蒙古史的時候，最初從翁獨健先生口中聽到的。也許因為它不僅限于元史一隅，而是涉及了中國學術史滄桑變化的大事，以至我至今記得翁先生反復強調的神情。 清末洪鈞(1839-1893，同治七年狀元)出使歐洲德俄奧荷四國，目瞪口呆地發現，洋人還不僅船堅炮利而已，他們利用一種莫名的波斯國史記，在邊疆等一系列領域里高屋建瓴，居然顯得比中國碩儒讀書還多，學問還大。洪鈞意識到，使此等新學問和資料顯于斯世，即是他的使命所在。 當然洪鈞不可能懂得波斯語。即便后來《元史譯文證補》付梓，作序者依然分不清阿拉伯文與波斯文，云“初至俄也，得拉施特書，隨行舌人，苦無能譯阿拉比文者，見之皆瞠目。”洪鈞的讀取發蒙，靠得只是二手的翻譯。他只能用耳朵聽，仗著一伙舌人通事，拗口勞神地一句句譯著霍沃爾特(Howorth)、多桑(C.D′Ohsson)的大部頭蒙古史。就這樣，波斯史料，就宛如夢中影像般地進入了中國的讀書人大腦。而那時，距離直接翻譯如Rashid al-Din Fadl Allah(拉施特哀丁《史集》)；若Ta′rikhi Jahan gushai(志費尼《世界征服者史》)等波斯文歷史巨著，還不知道尚要再等多少年時光。 洪鈞是個勤勉學者。靠著轉譯的資料，就在公使任上他已然攤開書本考證起來，歸國時已成《元史譯文證補》三十卷(其中十卷腹稿)。這部書投入北京學界以后，引起了驚雷一般的轟動。頭一次，中國文人不僅對自己視野之蔽塞震驚，而且對一直自傲的煌煌漢學之基礎，也發生了動搖。 這個故事藏著一個簡單的邏輯。蒙古的征服，既然在古代波斯的地域建立了著名的伊兒汗朝，當然就會存在著該朝的史料。那是一種僻遠的存在；它存在，無論你發現與否。更使學人們震動的，是自己對那存在的——麻木的感覺。確實，在13-14世紀的蒙古人眼里，伊兒汗朝和元朝完全是平等的。 翁先生仔細地講，后來元史界怎樣分成兩種潮流。由于洪鈞揭破，又一次以為看見盡頭的人，更加貶低《元史》價值，主張重修元史。于是屠奇著《蒙兀兒史記》，柯紹編《新元史》。《新元史》并被一些人與二十四史并列，是為所謂“二十五史”的來源。而元史界主流卻因“波斯刺激”，開始捉摸史料的局限與時代的局限，開始悟到——任誰重寫也不會獲得完美的元史；粗糙的《元史》，正因其原始的資料性而更珍貴。 從小處說，治蒙元史，或許證補正是方法。自宏觀處講，人們認識到，洪鈞已經開風氣之先，學術的時代已經變了。 何止元史，知識的世界性已經棱角畢露。沒有誰敢笑話洪鈞的“聽譯”。直至翁先生時，呼喚聲還在重復：要懂語言！今后不僅要念西文譯本，更要直接攻讀波斯文原典，要攻下一切蒙古、突厥、阿拉伯各種文字的原始資料，校勘互考，互證互補，以達到新的學術！ 人們常對陳寅恪十三歲出國，十五歲公費留學，游遍東西洋，懂一二十種外語的學歷艷羨不已。其實陳寅恪兄弟考取官費、少年留學履歷的背景，是清末官方的識者，對語言劣勢和閉塞的憂慮。 他們甚至決心從兒童抓起，徹底解決語言問題。與陳寅恪同時出國的選派生，那一期便是一百二十名。《多桑蒙古史》等名著的譯者、史學家馮承鈞也是十二歲被端方批準，與四十多名鄂籍同學一起被派留洋的。他先赴比利時上中學，接著就讀巴黎大學和法蘭西學院，一生志在溝通東西。他翻譯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P-Pelliot)、沙畹(E-Chavannes)等人的邊疆論著，直至今日不可或缺。 “波斯”引起了一次大學習——而實際上，細心觀察則會感到：當時的發憤，在不覺間悄悄有過一次置換。不知自何時起，追求的對象，卻漸漸變成了西方列強的語言。英法德俄日，從此膾炙人口，而并未見多少人攻讀波斯語。因為，只要精熟列強西文，便可從突厥到波斯，馳騁諸學如履平地。這個現象始自洪鈞，至今未見稍歇。 也許大中華的骨子里，從來就沒有多么尊重過波斯、蒙古、突厥、阿拉伯。從洪鈞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忙碌的，大體上只是一個介紹和追攆西方的過程。歐洲又一次被中國人研磨切磋。歐洲列強的思想、文化、方法論、世界觀，都被中國知識分子視為首要，刻苦攻讀，咀嚼再三。 時代的滄桑震動，化解成了技術問題和外語問題。一度激起注意的波斯，和波斯象征的一種道路，又歸回到沉默。百年之后回顧，思想史的這場變動如近代之開幕，它令人感慨不已。再回憶證補元史，那真是細枝碎節。天外雷鳴般的那聲時代的呼喚，已經消失沉寂。 只是，如此姿態是一種弟子姿態，它阻擋了最獨立的思考。歐洲的東方學，在被學習的過程中錘煉得更加博大，也更富于優越感。這一步宛如歷史的注定，它無論如何也得邁出。 ２ 后來才知道，波斯的沖擊在文學領域也發生過。一如文學界的性格，這兒發生的事，當然毫無元史界的拘謹，它隨意而富于渲染。 我猜，老讀書人更熟悉莪默·伽亞謨的譯名。在他們看來，這一西域怪杰，完全可以與整個的波斯文明相匹敵。確實，這位風流詩人的絕妙“魯拜”，引得中國人譯者如蜂，興而不衰。除了近年譯自波斯文原著的張暉(1988)、張鴻年(1991)之外，從1912年起至1999年，以英譯為底本，染指翻譯歐瑪爾·海亞姆(Omar Khayyam)四行詩(rubai-yat，柔巴依，舊譯魯拜)的中國文人，計有胡適、郭沫若、聞一多、徐志摩、孫毓棠、吳劍嵐、趙宋慶、伍蠡甫、李意龍、潘家柏、黃克蓀、李霽野、黃杲昕、陳次震、孟祥森、虞爾昌、柏麗——恐怕這還是不完全統計。 重譯不厭的一個原因，是由于那個用著方便且大名鼎鼎的、費茨吉拉德(Edward FitzGerald)英譯本。中國人的樂此不疲，也是因著歐洲人的嗜愛無止。多幾本舶來絕句算什么，莪默的歐洲譯本更多：它居然有32種英譯本、16種法譯本、12種德譯本、5種意大利譯本、4種俄譯本；還不算什么亞美尼亞文、丹麥文、瑞典文、土耳其文和阿拉伯、烏爾都文！ 放肆的剖白，明快的哲理，鮮活的句子。不知它究竟是莪默的，還是費茨吉拉德的。這些胡姬當爐的妙歌，它挑逗了中國文人的渴望和趣味，教導了他們個性解放的極致。文人們出于驚喜，爭相一譯，寄托自由的悲愿。它不僅是一股清風；對翻譯家們來說，它若是末日洪水才好，他們盼它幫忙，沖毀壓抑人性的舊中國于一個早晨——于是譯筆繽紛，華章比美。 而另一種可能，洞徹波斯以及天下學術大勢、獲得能與歐洲人分庭講禮的世界知識、進而建立更科學的方法論與世界觀的可能——被失之交臂。 看來，歷史提供給中國知識分子的可能性，并沒有盼望的那么大。何止不通“波斯”象征的深重含意，即便對狹義的波斯他們也不求甚解。甚至他們不知“魯拜”之外尚有“花園”“果園”，不知莪默前后，還有哈菲茲和毛拉維。但沒有遺憾的必要，這都是時代的定然。只是，既然連胡適、郭沫若等人都不能參悟“波斯”的意味，那么，一種等待就還要繼續下去。 就譯文本身而言，他們翻譯的，已經很難說還是原來那些柔巴依體的波斯詩歌。例如，最著名的胡適所譯那首涉及“創造世界”的： 要是天公換了卿和我 該把這糊涂世界一齊打破 再磨再煉再調和 依著你的安排 把世界重新造過 此譯被徐志摩以為不雅。徐以新潮詩人的自信，提出新譯如下： 愛啊！假如我能勾著這運神謀反 一把抓住這整個兒塞塵的世界 我們還不趁機會把他完全搗爛 再按我們的心愿，改造他一個痛快 二人都不知道此詩未必是海亞姆手筆。他們更沒有意識到，這是一首涉及“天神”的“魯拜”，而且是一個關于造物主的題目。 他們不知道，對于波斯人來說，喚主、指主興嘆，即所謂呼天搶地固然不足為怪，但是取代主和自比造物主——即便對于彈杯縱酒、不守五功、對死板的清規教法恣情嘲笑的蘇菲詩人，也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在兩個概念之間，有著一種最后的界限。遣詞造句之際，分寸決定一切。 顯然作者有過沉吟，有過挑剔選擇。神的概念與主的概念，畢竟太接近了。他用了一個祆教用語yazdan(天神)，而沒有與Huda(真主)一詞發生干系。深淺輕重，微妙僅在縫隙之間，如邊緣的舞蹈。 就中的滋味才是詩味深處，可惜譯者全然不知。胡徐譯中，諸如“愛啊、再磨再煉再調和、卿和我、你我的安排、還不趁機會、塞塵、謀反”，均為失真之筆。唱和固然愉悅，只是離譜太遠。 言及胡適，或許該多說一句。他應該即便對“莪默”，也具備文化嗅覺。但是他的譯文沒有顯示他提倡的科學性。也許就在這個標志附近，他還失去了代表中國與歐洲大家并立的可能，這才是令人遺憾的事。 有人會說，這是詩集不是賬本。可是人們更有權問：我們究竟是在讀波斯的詩呢，還是在讀英國的詩？如果讀者不是為了消閑，而是企圖拓展眼界了解世界，他們讀到的是什么呢？僅僅是文化的誤解嗎？ 我們總以為中華即東方，即東方之最。而波斯卻描述了一種別樣的東方。西方人說東方時用語繁繞，“近的，遠的，最近的東方”。這是什么意思？究竟誰是東方？什么是東方？我們的概念亂了。但西方人，何止莪默的英譯者，幾乎在一切學術領域都能列出成排的響亮名字——他們沒有亂，他們出色地進入了土耳其、阿拉伯、印度，進入了波斯。他們進入了一個個距離他們較近的東方；然后又以“較近東方”的知識，用實證的考釋，用精湛的翻譯，征服了中國——這個最遠的東方，一如莪默之例。 應該抄出這首曾使中國知識人那么躁鬧的小詩，讓人們拼音一讀，品味一下它的音韻。是的，哪怕只是聲音的韻調也好，它畢竟是原文。下面即是這首小詩，拉丁轉寫和漢譯均從簡示意。 Gar bar falakyam dast bodi qun yazdan 若能像亞茲丹神駕御天穹， Bar daxitami man in falak ra ze miyan 我便把這層天，從中拿掉。 Wa zeno falaki gakyar qinan sahtami 并重新另造一個天空， Kazade be kame del residi osan 使自由的心兒，快樂如愿。 ３ 在史學和文學之后——面對著光彩照人的波斯文蘇菲(伊斯蘭神秘主義)詩歌，宗教的范疇終于不能回避了。 其實即便是面對文學或史學，同樣應該強調去理解“文明的心情”。然而只是面對著波斯詩歌、而且面對蘇菲氣息濃厚的波斯詩歌時，愛好者才承認：它們是文學的，它們也是伊斯蘭的。 它們既是簡潔的、自然的、情歌式的；又是雙關的、理念的、宗教式的。它們似是而非，亦此亦彼。它們簡練得無法再刪一字，曖昧得可做相反解釋。翻譯和讀書，在此都不僅是尋找詞匯的對應。詩，在呼吁著讀者和譯者的修養或基礎。沒有新的字母表，人沒辦法翻弄天書。 這種基礎或修養，存在于伊斯蘭蘇菲派的思維和實踐規律——即脫勒蓋提(taliqa)的體系之中。除了學理之外，我特別想說，它在艱辛的歷史過程中，一直被穆斯林實踐著。 但是曖昧雙關的語言的本意，幾乎就等于宗教的機密。而且它也是人最寶貴的心靈。它不是問一問，“調查”一下就能解決的。話題在這兒嚴肅了。 一方是學術帶來的利益，是探聽和利用；一方是宗教的機密，是民眾在歧視和流血中守衛的信仰。或者理解并風雨共濟，或者騙取并加入歧視——知識分子與民眾之間的一種新關系，將隨著如蘇菲研究一樣的、各種非歷史學科的發展，逐漸地變得醒目。 難怪穆斯林不信任莪默魯拜式的譯本。不用說，就教育而言，山野農村的舊式經堂教育，當然無法攀比高等學府。但農民卻可能懂得文學宗教兩不相悖的道理。他們還準確地嗅到了詩歌中的蘇菲味兒。他們以另一種目的，也在一直攀援波斯阿拉伯語的梯子。崎嶇路上，這一攀登已經非常漫長。 遠在14世紀，元朝秘書監的回回館著錄宗教用書目錄時，列有“額史爾”即詩篇一項(A'shir，阿拉伯語，詩)。清代伊斯蘭學者劉介廉的案頭經書中，也有《魯把牙惕》(Rubai-yat)即《魯拜集》一種，只不過并非風靡的那一本。在穆斯林的世界里，詩與經不相悖，詩常常是經典的注解。 所以自王靜齋前后，翻譯《Gulistan》(花園)的作業，在民間就一直沒有停止過。其實與我們這套叢書同時，還有兩種新的阿訇譯本問世(馬克林《古麗斯唐》，新疆版；楊萬寶《真境花園》，寧夏版)。據我所知，對巨著《瑪斯納維》(Masnawi)的民間翻譯，也在不止一所清真寺里進行。 我選了一個典型的蘇菲詩的雙句(bayti)，著名的《瑪斯納維》(Masnawi)卷一的第1739(或1784)聯；分別向兩位阿訇(馬克林、楊萬寶)、一位外國蘇菲派研究者(岡田惠美子)、兩位中國波斯文學者(張鴻年、張暉)請教(限于篇幅下面僅引用其中三位譯文)。不用說，他們以前并無交流。 令人振奮的是，兩個生活在僻遠鄉村的阿訇譯文，就基本含義的準確而言，并不比學者遜色。蘇菲詩句的樸素特性，成全著受教育的條件限制的農村人：因為——字面排列的詞匯，是簡明而常見的。直譯于誰都不是太難的事，而其間的深意，又對誰都是同樣的謎。 這是一個深具意味的實驗。也許真的就要開始了，在伊斯蘭神秘主義文學的領域里，農民學者將與大學教授并肩同行。 上句：Dilbaran ra dil，asir-e bidilan 馬譯：“一切的被愛者，俘走了戀人的心，” 楊譯：“失魂喪魄，是因為愛戀者的無心，” 岡譯：“被愛的人的心，是沉湎于愛的人的俘虜，” 下句，即：Jomle ma'xughan，xekar-e axghan 馬譯：“所有的戀人，都是情人的獵物。” 楊譯：“所有的被戀者，是戀人的獵物。” 岡譯：“所有的被愛者，都是戀人的獵獲物。” 在簡練至極的兩個短句里，“dil，心”及它衍生的一批語言的、宗教的近似詞(bi-dilan，無心的)、(dil-baran，掠奪心的，單數為dibar)，內涵很難區分，尚未有更狹義的界定。解釋在類似的邊界模糊難辨，詩就難在這里。 譯家們都強調了難點，并提醒說——“主是惟一被愛戀的”(楊萬寶)，“被要的是主，愛著的是功修人”(馬克林)，“被愛者通常為女性，暗指主；愛戀者通常為男性，修道者”(岡田惠美子)。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都漸漸明白：現在還不是追求完美譯文的時候。還需要一段時間和一些條件。等隱喻走向公開，等異端變得合理，等遭受歧視的思想，成為奪目的參考的時候——蘇菲的詩會顯得好懂。蘇菲的釋義，藏在蘇菲的世界里，如同生活中的詩。在活的蘇菲從內部發言之前，脫離實踐的學院詮釋，僅僅是備注和猜想而已。 在新的時代，遲早會出現民眾的文明發言。這是潛在的暗涌，新起的風潮。文明解說和代言資格的問題，民眾的文化權利的問題，也可能——就在這個對波斯語蘇菲詩歌的翻譯作業中，破土而出，登上大雅之堂，以新世紀的進步的名義，成為未來學術的主題。 洞知的掌握，是準確譯文的前提。在缺乏這種前提的時候，最好的翻譯，是直譯、硬譯，哪怕一詞一字地“對仗譯”。魯迅說，“寧信而不順”。他的意思是：信、達、雅談何容易，最根本的規矩是忠于原著。優先的是原著的詞句蘊含，而不是譯文的詞章習慣。許多句子和詞匯，必須新造或硬造，就像唐譯佛經，元譯上諭。 我想，魯迅的翻譯觀，對這個時代的阿拉伯波斯文蘇菲詩歌的翻譯，簡直可做門規家訓。是的，在境界升華、掌握降臨之前，譯筆文采的幾分長短，其實大可忽略不計。 ４ 對維吾爾的文化參考，只能簡略提及了。不得不說，直至今天，我們還沒有條件，對比研究波斯寶藏的漢譯本與維吾爾語譯本的異同。 要備忘于此的，是一些基本的文化史觀點。因為孤立自大的研究，就如同昔日的新編元史；最終，會因為狹窄的視野，導致自己勞作的浪費。 波斯阿拉伯的文明曾經覆蓋過，并對維吾爾實現過文明的提升。從人的姓名，到衣食住行，到社會結構及道德準則。至于文學和詩，則從柔巴依等格式，到思維詩路，都濃重地罩著波斯阿拉伯的影子。包括嘲戲的風格，包括海亞姆式的對教條的調皮口吻。至于dilbar，那是維吾爾女孩的常見的名字，它的普及，意味著維吾爾對波斯詩歌，早有某種普及的理解，依我看，維吾爾人把dilbar主要釋為“美人”，其精度要高出前述譯本。 直覺提醒我們，從大義的讀解到措辭的細微，參考維吾爾文化，無疑都將是一條捷徑。只是這個“東方”比波斯更近——因此也就離我們親愛的學問更遠。其實，按照學問的基本規則，在沒有經過維文譯本的對校互勘之前，對波斯詩歌的研究不能稱做完全。 在維吾爾的綠洲上，我們追逐的波斯的實質，不僅存在，而且活著，在生活中俯仰皆是。它被全面地移植于此，像一株株魔力的葡萄。 ５ 有趣的是，自波斯的刺激發生以后，無論在史學界還是在文學領域，中國又都經歷了一次類似的質變過程。就途徑(文字)而言，這場認知都繞行了經由歐洲的路線；就后日的結果而言，也都發生了中介媒體的反客為主：一場對未知文明的探究，最終成了英文的舊課。 雖然自洪鈞以來，史學界熬盡燈油，用放大鏡在字里行間尋覓，但他們對波斯史籍的歷史觀點不屑一顧。一種潛意識不知何時植入了大腦——要的只是波斯腳注，無所謂什么穆斯林史學。一種潛台詞是，只要讀懂西方大師的嚴謹譯文，考據癖好就可以滿足。難道，你還以為你能追上伯希和嗎？ 文學方面更不勝例舉。正如近年愈是對拉丁美洲無知的人，愈對拉美文學爆炸津津樂道一樣——海亞姆雖引起了那般的文人騷動，卻沒有影響他們對自己知識結構的反省。反之，應當說，在對“莪默”的渲染中，已經多少能辨出一絲對穆斯林方式的不敬。 學科的停滯，是對(www.lz13.cn)文明歧視的懲罰。其實，歐洲人正是因為如饑似渴地吸收了地中海彼岸的、從波斯到印度的文化營養，才顯示出那樣的眼界和生氣。 在胡徐的軼事和譯文里，被更準確地翻譯了的是他們自己。他們譯筆的價值也在于，在數行之間，活靈靈有一張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的自畫像。 寫這篇札記的時候，正值湖南文藝出版社策劃出版波斯文庫。在我看來，這又是新的一次——繼洪鈞以來的，對我們擁有的知識體系的反省和摸索。可是我們已經不敢輕易歡呼；百年的歷史教育說，看是簡單的求學，實踐起來，卻常有難以理解的波折和轉向。 我不禁憶起蒙古史的往事，憶起年輕時聽說的“波斯”。時過二十年了，我依然在細細品味——是的，它究竟意味著什么呢？波斯的禮物，它勞人心神又使人神往，像一個蘇菲的隱喻。 不管再反復幾次吧，直接面向各種文明的，面向各種價值的探求，已經愈來愈認真地邁開了步子。雖然我們不敢急于歡呼，但感觸是切膚的：歷史正在緩緩地進步。 1999年5月 張承志作品_張承志散文集選 張承志：雪路 張承志：大坂分頁：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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